马克思主义： 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5月5日，“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资料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它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那种“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这话说得非常实在，乃科学箴言。从发表《共产党宣言》这篇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开篇之作的17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确，要想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久弥坚。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研究、继承和改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学说，揭示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总趋势，将建构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坚实基础上，使之从空想转身为科学，从而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伟大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能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广泛包容、善于吸纳进步文明成果而不断创新的伟大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的理论品质，具体表现为它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包含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恩格斯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和时代之外的抽象理论，而与民族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心欧洲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高度赞扬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英勇斗争。马克思对于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的鸦片战争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欧洲的反动分子到达万里长城之时可能引发中国革命，“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内涵。

再次，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经济落后民族或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1881年二三月间，马克思在考虑回答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曾设想，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下，像俄国农村公社这样的组织和地区“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个构想，不但为后来的东方落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而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民族化和时代化，才能成为革命行动指南的理论品格。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即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主干，那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参天大树的一根非常茁壮的枝干。

中国共产党勇于实践斗争、富于理论思维，是个不断创造历史、不断创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新性发展。回首近百年：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艰辛探索，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1940年代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通过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对中国适用、而没有世界影响力，特别是对那些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不会没有借鉴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包括科学理论都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既没有单纯的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更没有孤零零的共性、普遍性的事物。共性、普遍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的东西是内含共性、普遍性的实在载体。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载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他们的学说一样，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载体又有列宁的著作和思想理论。在现代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既有属于中国特色的个性、特殊性内容，也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共性、普遍性内涵。

邓小平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上述思想，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影响世界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国家和民族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我们着重论述下面几个理论的世界影响力。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由于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的创立，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也为回答马克思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构想，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本人在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束缚住，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间，他在不断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被视为“异端”的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的改革目标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我们国家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愈益健全起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如何完善这个体制作了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3、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个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是：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希望加快发展而尽量少走弯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一条新路。

4、关于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但是将共产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讲得不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党情，自延安时期始就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创建了非常完备的建党理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党建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这些年来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活动，在思想建设中，强调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抓制度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定和健全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就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对腐败而共产党自我反腐的不可能。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作为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